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的最初的和谐,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。——亚里士多德
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,清华农业研究所不但没有萎缩,反而更有扩大。1938年,在原来病害、虫害两组基础上,汤佩松来到农研所,成立植物生理组。汤佩松是戴芳澜的学弟;1925年,毕业于清华学校;1925年-1927年,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植物学系学习并获学士学位;1928年-1930年,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并获博士学位;然后转到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工作了3年;1933年夏,放弃在美国获得优厚条件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,毅然回国,任武汉大学教授。汤佩松聘请殷宏章、娄成后作他的左右手,这两位都是李继侗开办南开大学生物系后培养出来的高材生。而李继侗于1931年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。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,李继侗还兼任先修班主任和生物系主任。
健客:什么是先修班啊?
云飞:1938年3月29日,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会议,会议确定抗战建国的纲领,提出抗战建国须“集中全力,奋力迈进”,强调教育为国家民族发展之命脉所系,应实施战时教育方案。在抗战建国方针的指引下,教育部随之积极谋划与实施战时教育计划,其中高等教育实施大学内迁政策,以维持高等院校之“教育文化生机”;中等教育由政府出资,在内地广泛设立临时中学(后更名为“国立中学”),办理救济工作;国立各院校实施统一招生办法,等等,均为实施战时教育的重要政策举措。而针对大批投考大学无门,流离迁徙的高级中学毕业生,创设大学特设先修班,实施文化补习及大学专业预备训练,可谓一时之创举。先修班每班至少50人,不足额时,招收未能升学之高中毕业生,经入学考试及格后入班肄业。后因沦陷区日增,教育部为救济战区学生,规定凡未考入专科以上学校者,经登记试验后,均可入班肄业。其科目分必修(公民、体育军训、国文、英文、数学)、选修(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、化学、物理)两种。期限 1年,不发证书。但体格健全、成绩最优之50%,免试分发各公私立大学一年级肄业。
健客:大学教授、系主任当补习班的班主任啊!
云飞:爱护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。这和现在提倡的“大师科普”一脉相承。
还是在1938年,戴芳澜请来俞大绂。1927年,戴芳澜到金陵大学任教时,俞大绂曾是他的助教。1928年,俞大绂到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深造;1932年,俞大绂获得博士学位,并成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,和邓叔群一样,成为Sigma Xi荣誉会员,获得“斐陶斐”奖。同年回国后,担任金陵大学教授。1940年方中达,1941年裘维蕃,1942年后,又有沈善炯、尹莘耘、相望年、姜广正等多位大学毕业生来此工作,农研所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。
云南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。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是西方国家觊觎的地方。天主教神甫德瓦拉从1881年至l891年的十年里,在云南大理、丽江一带就采集了二十多万号植物标本,发现4000多种植物,1500个新种。在这些植物上的寄生真菌,由法国真菌学家帕图亚尔鉴定,描述了云南的真菌200多种,其中有2个新属,28个新种。戴芳澜对此早已知悉,现在正好来到这块宝地,当然应该自己来进行调查。通过调查,不仅可以掌握云南的植病状况,更可以收集和了解云南的真菌资源。因此,在迁来云南之初,调查工作成为他们的主要工作。他们的调查范围遍及云南省东北部、西部和南部。调查时或徒步或骑马,生活艰苦,还时时受到疟疾和其它传染病的威胁。在昆明前后8个年头,戴芳澜除每周一次到城里校本部为生物系学生讲课外,主要领导清华大学农研所病害组从事研究工作,并担任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委员,参与决定清华各研究所的方针与经费分配。
健客:等等,清华特种研究所是什么机构?
云飞:清华特种研究所是指利用庚款基金利息,先后建立的5个研究所的统称:农业、航空、无线电、金属、国情普查等研究所。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由物理学家叶企孙担任。这些研究所创办的宗旨,都是设立应用型学术研究机构,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服务。
健客:三校合并改称西南联合大学,怎么还有清华特种研究所呢?
云飞:为解决清华一校独大的难题,梅贻琦没有将随校南迁的清华人员都放入联大编制内。而是将设于清华园本部的农业研究所、南昌的航空研究所、汉口和长沙的无线电研究所南迁至昆明,于1938年秋新设国情普查、金属两个研究所,安置清华人员。
健客:什么叫清华一校独大?
云飞:清华的经费、师资、设备等,在联大中远胜北大和南开。例如,1938年联大教授、副教授共161人,其中清华计83人,占51.6%;联大工学院实际就是清华工学院;联大理学院,清华教师占一半以上;联大教务通则、教授会组织法等规章制度,多以清华为蓝本。
健客:那么谁当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长呢?
云飞:1938年至1946年,清华、北大、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,不设校长。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、梅贻琦、张伯苓等三人为西南联大常委,共同主持校务。张伯苓参与长沙临大初期组建工作,蒋梦麟参与长沙临大、西南联大初期组建工作。但两人在陪都另有职务,常驻重庆,张伯苓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,蒋梦麟兼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。基于对谦和、诚笃、公正的梅贻琦信任,公推他为常委会主席。
联大之难,不仅在于国难,还在于联合。当时的玩笑是“P字好,T字香,N字没人要”。三个字母P、T、N,分别代表了北大、清华和南开的学籍身份。到联大后期,便不存在这种区分,学生进入的只是“联大”而不再是三校之一。不过学生还能凭作风大致判断老师们的来源:西装革履、严格守时的来自清华,长袍马褂、上课迟到的来自北大。
私立的南开是“小弟”,没想法,以最高学府自居的北大寄人篱下,耿耿于怀,相当敏感。北大、清华都有倾向分家,只是被教育部长陈立夫明确否决,而且抬出蒋介石主张联合。据梅贻琦日记载述,1941年3月26日,西南联大召开校务会议,对是否设分校意见不统一,表决票数均为7票。会前,北大校长蒋梦麟谈及研究问题,称“宜由三校分头推进”;梅贻琦不仅赞同,而且主动表态分校后,教育部多资助北大、南开,清华经费自筹,“最好请教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;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、南开以研究补助,清华可自行筹措,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”。4月3日晚7点,梅贻琦约请马约翰、吴有训、陈岱孙、李辑祥、叶企孙等清华资深教授便饭,商谈“联大与三校关系将来可能之演变问题”。抗战时期,北大、南开缺钱,全国高校缺钱,大家都盯着清华庚子赔款基金这块“大肥肉”。1941年3月24日,清华“开校务会议,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”,可见北大财政困难。蒋梦麟向教育部提议,由清华拨款80万补助西南联大,并请求北大预算独立划拨。4月12日晚,自渝返昆的联大教务长、清华教务长潘光旦送来蒋梦麟向教育部商量经费问题所提“办法”文稿,梅贻琦“阅之极为不安”。次日晚写长信致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(原清华工学院院长),“论蒋(蒋梦麟)所提‘办法’中困难之点,信中不免牢骚语,实亦心中甚感郁闷,不觉溢于言表耳”。五天之后,梅贻琦召集清华校务会议,针对蒋梦麟向教育部的提议,决定两个对策预案:“1.倘北大同人果愿另起炉灶,则可三校预算分开,清华对于联大负其全责;2.倘只令清华向联大拨出应摊之八十万,则联大所多出之八十万为补助各校研究费者,清华应分得其比例应得之数。”4月23日,顾毓琇代表教育部致函梅贻琦,提出折中方案:由清华借款五十万补助联大研究院,然后由联大分给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各研究部分。实质是清华第二个对策预案的思路,而且明显更有利于清华。次日,梅向清华校务会议成员通报顾函内容,消息又扩散到清华教授中,先后有十余人来函申请开会讨论。5月8日,梅贻琦又召开清华教授会,到者四十二、三人,研究清华补助联大研究费问题,萧蘧、张奚若、陈岱孙等十余位教授发言。会议没有形成决议,“多数似愿接受余之建设,惟对于蒋公(蒋梦麟)之做法多感愤慨耳”。梅贻琦体察北大敏感微妙心理,且有换位思考,看淡权位。5月13日,他至联大办公处,与联大总务长、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商谈二事:一、清华拟补五十万;二、主动提出蒋梦麟继任联大常委会主席至少一年。“盖吾二人(蒋和梅)原无所谓,但校中人众(主要指北大教授),如此似较好耳”。两天后,蒋梦麟向梅贻琦通报北大14日校务会议结果。北大“只要教部成立分校,预算并不望由清华得补助”。潜台词其实就是一句话:北大不要清华的补助款,想和清华分家过日子。5月16日上午,梅贻琦约冯友兰、施嘉炀、吴有训、叶企孙等清华校务会成员,通报北大校务会的决议,对于北大“仍以预算独立为向教育部交涉目标,清华深表同情并望其成功。至于清华所拟拨补联大五十万之办法,则须视将来演变如何酌为办理耳”。当天下午他飞赴重庆。5月19日傍晚6点多,以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身份拜访教育部长陈立夫,报告联大研究费、分校等问题。北大的意见均被陈立夫否决,陈认为北大有独立预算的“办法未妥,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,结果甚好,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,圆满结束,然后各校回北边去。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,未必肯令分开(“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,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”),而物质上(指预算)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,久之必将分裂,反为可惜,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”。陈立夫支持梅贻琦“拟将分校结束,学生全在昆明上课”的意见,表态生活条件“还是昆明好些”。陈立夫还同意对西南联大倾斜经费,缓解北大经济压力,追加了三成预算。5月27日,梅贻琦与当天来访的张静愚谈话,表明“清华基金无论如何不应动用”。显然,这是梅贻琦回应前期一系列事件:蒋梦麟提出清华补助80万元给联大、教育部折衷补助50万元且三校使用、北大立场反复不要钱而想独立预算、陈立夫断然否决北大决议。他暗下决心,今后不能动用清华庚子赔款基金补助联大,而是另想办法。
健客:想起来了,前面提到过,《辛丑条约》,1908年退款组建清华学堂;1924年退款组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。这个“另想办法”又是一个坑吧!
云飞:呵呵!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在《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》文中记载,蒋梦麟曾对梅贻琦说“联大校务还请月涵(梅贻琦,字月涵)先生多负责。”蒋梦麟常说一句大实话“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”,从而奠定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。1941年4月,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30周年校庆,常驻重庆的张伯苓校长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,清华和南开是“通家之好”,得从丰的庆祝。黄钰生在清华校庆会上解释了“通家”缘由: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学堂第一班的高材生。其实,清华学堂1911年成立之初,张伯苓曾任半年教务长;1923年至1926年,张伯苓胞弟张彭春又任清华学校、清华大学教务长,此后回南开任教务长;黄钰生本人也是先念南开、再念清华。接着,冯友兰登台叙起清华、北大的“通家之好”:北大文学院院长(胡适)是清华人,他是清华文学院院长,出身北大。之后会议氛围热烈,纷纷列举三校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、相互支援的情形。其乐融融,如同一家。
健客:是啊,前文说的李继侗就是在南开和清华都当过系主任嘛。
云飞:嗯。自此,梅贻琦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师生之谊传为佳话。1908年,梅贻琦在南开学堂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,名字被刻在南开校门前纪念碑的第一名上;1919年,他与韩咏华举行新式婚礼,由牧师证婚,张伯苓就亲往北京贺喜。1925年,清华增设大学部,梅贻琦任物理系首席教授;次年4月,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;1931年,经赵元任提议,他又任清华校长。大约是在1932年,清华请张伯苓演讲,结束后梅向张致谢,看见张穿上中途脱下的马褂,梅亲自上前帮扣纽扣。事后某年轻人笑问:“您何必当众表演?”梅愕然回答:“我自幼年就崇拜他,感激他,任何时恨不得侍候他以表敬爱……对他尊敬的诚意,纯出习惯,没顾及在什么场合,绝不是故意表演。”梅贻琦晚年在美闲居时,告诉夫人:1915年春,他因家庭经济困难,不能继续留美深造,回国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服务半年。是年秋,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聘他为教员,讲授数学、英文,后升讲师,专教物理。教书是件苦差,半年后放暑假时,他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,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,想换个工作。张先生说:“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,怎么知道没兴趣?青年人要能忍耐,回去教书!”他听从张伯苓良言,这一“忍耐”,就干了一辈子教育。
亚里士多德说: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的最初的和谐,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。”老子说:太上,不知有之;其次,亲之;其次,誉之;其次,畏之;其次,侮之。故信不足,焉有不信。犹兮其贵言哉!功成事遂,百姓皆曰:“我自然。”西南联合大学能一联到底,充分体现三常委特别是梅贻琦深谙自然智慧!
回到1938年。教育部要求各校呈校歌、校训,西南联大常委会在10月6日决议成立“校歌校训委员会”的编制,聘冯友兰、朱自清、罗常培、罗庸、闻一多为委员,请冯友兰任主席。
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